我叫斯維達，俄羅斯人，70后。我出生在蘇聯，“酒”是我一生難逃的宿命。我的童年被酒鬼爸爸毀了，我的婚姻被酒鬼丈夫毀了。可我也得承認，我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，因為酒，我親手毀掉了自己的愛情——一段曾改寫我人生的異國戀情。個中滋味，一言難盡。斯維達/口述

1970年，我在圣彼得堡出生，當時這個城市叫列寧格勒。格勒在俄語里是城市的意思，列寧格勒就是列寧城。這個名字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。我記得小時候，人人衣食無憂，家家有房子，很多人家有小汽車，郊外有別墅。我們每年都去黑海度假，沒有誰特別富，也沒有吃不上飯的。不工作算犯法，游手好閑的人會被抓去坐牢。相比今天，那時的生活沒有什么壓力。這是我在幼兒園的畢業照。下數第二排右二是我。

可惜我3歲時，媽媽就得病過世了，爸爸把我一手帶大。這是爸爸年輕的時候，1965年。雖然吃飽穿暖沒問題，但沒有媽媽的童年，缺失一半溫暖。爸爸當爹又當娘，經常借酒消愁，我記得他總是說一句話“你想想，要是沒有我一天到晚跟著照顧你，你可怎么辦？”一個小孩子，看見她唯一可以依靠的大人沮喪地抱著酒瓶流淚，我可真是在極小的年紀就已經知道了什么叫做悲傷又無奈。

我剛念中學，日子就不好過了。這是作廢的舊盧布，沒趕上1993年8月底的新幣兌換，如今已沒有這么大額的紙幣了。超市被搶空，買面包要排一小時長隊，盧布貶值，工廠完蛋……爸爸失業。禁酒年代，他總是有辦法搞到酒。搞不到，什么含酒精就來什么。酒精作用下，他的頭腦里永遠是不變的圖畫：超市里滿滿的貨柜、克里米亞的陽光、鄉下花園……酒精能讓他一直待在過去。我幫不到他，只想盡快獨立出來。畢業后，我找了一份售貨員的工作。

19歲那年夏天，我和一個叫謝爾蓋的白俄羅斯的年輕人相戀了，他是一個退役傘兵，曾被征召到伏爾加河邊的駐地去。這是1987年，謝爾蓋在伏爾加河附近演練。他也在單親家庭長大，我們有點同病相憐的感覺。他很高大，有英雄情結，是我們俄羅斯姑娘喜歡的類型。那幾年，社會動蕩不安，小偷、搶匪、黑社會四處橫行，在一個一切不確定的年代，安全感成了金子般的東西。有一個強壯的男人保護我，我很有安全感，我們馬上就結了婚。

好景不長，退役后他一直找不到工作。待在家里的他很快厭倦，“讀報紙，喝茶、燙衣服，再過幾個鐘頭，一個星期就又算完結了，咱們的青春可就這么慢慢消磨盡了”。這是他每天都要看的照片，1988年，他（下右二）和戰友們在駐地。他自視為一個悲劇性的英雄人物，“我們這一代是不可能為了什么崇高的事業犧牲了。早在我們還沒出生時，就已經有人替我們做過了”。可惜他那萬丈高的激情，像一只受了潮的炮仗，吱吱響了幾聲，就熄滅了。

要我說聲“親愛的，我理解你”，那實在是再容易不過的事，可就這類極容易的事，在我們之間已經不能想象了。我們有了一個兒子，叫馬克西姆，我一人工作養三口，勉強支撐著這個家。而我的丈夫在利用他的痛苦得到好處——喝酒。我們開始爭吵，吵架后，他一定喝酒。喝完酒，一定砸東西，后來，徑直動手打我，短暫的平靜只是等下一場風暴。結婚三年，我終于栽了跟頭。這是1990年，我和兒子馬克西姆（右）在鄉下樹林里和鄰居一起。

苦悶中，我也開始喝酒。酒下肚，煩惱都無。酒醒了，一片狼藉。我感到害怕。我怕自己也變成一個酒鬼，家就毀了。丈夫的痛苦是因為一切永遠不變，老爸痛苦是因為一切都變了，我痛苦是因為變和不變我都無能為力，而我們都用酒來解決問題。我拿定主意和他離了婚，和兒子又搬回老爸家。這是1993年我和兒子馬克西姆在馬戲團。俄羅斯很多家庭被“酒”毀了，“伏特加是唯一的神，你要么舉杯，要么下跪”。

1993年的一天，我在小區碰到一個人問路。他是中國人，很像搖滾明星“維克多崔”。他說找不到朋友家，而眼前的樓、樹林、兒童樂園和他來過的一模一樣。我告訴他，赫魯曉夫時期很多小區都是“復制的”。我一邊幫他找，一邊聊起電影《命運的捉弄》：主人公醉酒后上錯飛機，在另一個城市里走進同地名的一個房子，將錯就錯愛上女主人。剛講一半，就找到了他要去的樓。我說可以借他錄像帶，他要我電話號，我對他充滿了好奇。

第二天，我們就在咖啡館見面，只消互相看一眼，我們就懂了彼此心思。我給他錄像帶，他請我喝上好的咖啡。他是1992年來俄留學的藝術生，課余在市場賣貨。他會唱很多蘇聯老歌：“小路”、“三套車”……那都是我小時候從收音機里聽過的歌，這讓我們距離拉近。他俄語說得那么地道，更像一個俄羅斯少數民族。他說我像波蘭人，而我祖父真的來自波蘭。臨走時他說，他還會找我喝咖啡。這是1993年他在圣彼得堡的以撒大教堂前。

我們經常見面，他總是請我去高級餐廳吃飯。看他結賬我驚嘆不已，那是我差不多半個月工資，這是1993年他的記賬本。他從拎著一件皮夾克在街邊叫賣，到后來賺到第一桶金、開店，實在是個傳奇人物，因為俄羅斯人很少這樣勤勞。他說，在他兒時，俄羅斯可望不可及：莫大的紅場，加加林登月，完全像一個神話。他說他命里缺水所以叫江海。他問我的命是什么，我想說酒，可我羞于承認。我給他講俄羅斯人信巫術，還約好找吉普賽人算命。

我平時話不多，卻和他聊不完。有一天，他用俄語說：我大概已經愛上你了。我聽了很震動，又不意外。停了一分鐘，我用表情回應他。那是難忘的一天，我一向是個陰郁的人，長期的不安全感讓我保持了這樣的習慣：凡是我覺得行將消失的東西，我都要抓住時機，盡力享用。我們在黑河地鐵站附近租下房子，接來馬克西姆一起生活。我希望這是我最后的家。我辭掉工作，去他店里幫他。他多一個幫手，我多一個依靠。這是1993年我們住的小區。

一天，我們在喀山教堂前碰到一個吉普賽人，我們決定算一下命！那女人算著算著，愣住了，說“三人缺一”！一家三口的小日子過得正起勁，我們哪會信這個？愛情讓原本不同世界的兩人開始靠近，而我則越來越傾向于他。他從國內帶來好多錄像帶，《渴望》、《我愛我家》。我學會了北京腔，還懂了“孝”、“遠親不如近鄰”……這些和俄羅斯不一樣，俄羅斯孩子18歲就獨立，父母靠退休金養自己，老少誰也不管誰，沒有人情味。

他給我打開了新世界，我問他中國人是否喝酒，他說，更多是喝茶。我問他中國人都做什么生意，他說，古時候有茶葉、瓷器、絲綢，現在有中國菜。他用俄語講中國故事，我很鐘意。我透過愛他來愛他的國家，我開始學漢語。有中國人來店里時，我用漢語賣貨。像他這樣半工半讀，白手起家的中國人很多。而俄羅斯人得過且過，今天有錢今天光，只能一直窮下去。何以解憂？唯有伏特加。這是1994年在冬宮廣場。我身上穿的皮衣是我們賣的貨。

他用平淡的方式愛我，像中國茶，我不知不覺忘了我的酒。他喝茶有儀式，一招一式，舉輕若重，這時他又變成地地道道的中國人。我們共用一個本子寫日記，每天一起出門賣貨，一起收攤回家，一起數錢。他給我添置新衣服，給孩子買新玩具，我天天笑不停。一天，過馬路時，一輛車突然拐向我，他一把攬過我，車輪貼我腳尖而過，他救了我命！“差點少張牌！”，他開玩笑，可我心里掠過一絲不祥。

日子一天天過去，我們的矛盾終于開始顯現。他月初會把生活費交給我，由我管家。我嘗到花錢快感，每天都滿載而歸。每到中旬，錢就見底。他從不說什么。終于，我們發現上貨的本錢不夠，他便委婉地說了我。俄羅斯人一向月月光，我怎么可能變精明？我們開始吵架了。馬克西姆正值叛逆期，也開始添亂。故意弄壞他珍愛的打字機，打翻茶杯，掀翻椅子。每天家里人仰馬翻。我心情不好，又開始偷偷找酒喝。

我好像找到了出口，借著酒勁把一輩子的苦都倒給他。酒讓我神經錯亂，有一次竟跑到紅場上演講，他仍想盡辦法安撫我。可他去超市的功夫，我就會喝掉半瓶。他回來，我已醉得一塌糊涂。他漸漸失去耐心。算是我運氣好，他從沒動過手，最多是出門去回避。后來他告訴我，每次回家，他都會等窗戶里熄了燈，再上樓。冬天的寒夜里，他經常在外面凍得不行。家已不是一個溫暖的存在，對我對他都一樣。這是1996年冬天我們在紅場留影。

變化在哪呢？難道是我自己變了嗎？雖然我不想承認，我與生俱來沒有安全感，我不會持家理財，我酗酒，我的孩子胡攪蠻纏……一大堆微小的變化累積起來就是一座山。每天他回家比出工還累。店里的生意越做越大，他另外包下市場里的整幢樓，招商收租。我們進的錢越來越多，足夠買下幾套好房子。可怕的是，我的酒也跟著越喝越多。我從窮鬼變成酒鬼，錢也救不了我。因為我，他變得消沉，經常不去市場，出租的商鋪也無心打理。

我害怕未知的東西，它要把我卷到哪兒去呢？市場里每天都有偷、搶、訛詐，誰知道哪天會輪到我們？這是當年我們每次出門必帶的防身武器。可悲的是，還是輪到我們了。有一天他朋友打電話說出事了，所有商鋪一夜之間被洗劫一空，那些租戶都急著找他要貨。其實，之前他曾說過要加固防盜門，可他后來沒心思做這些，這都是我這酒鬼害得！“一夜回到解放前”，我記得他當時就說了這一句。從此刻起，我想，什么都不是原來的樣子了。

我們在家躲著，電話鈴響，就像兒時聽見的救火車警報聲，凄厲可怕。外面那么多人追債，別說錢，我們的命可能都快保不住了，我再次失去安全感。他不想拖累我和馬克西姆，立刻逃離俄羅斯。突然間，我想到了“永別”，在這個脫軌的世界，我們應該再也見不到了。他安慰我說，我們還會再見面，除非爆發戰爭……我什么也沒說，我說不出來。害怕過境時被抓，他不敢用護照，領事館的朋友幫他拿到了旅行證。“一年后我會回來”，他說。

在一起五年，我不止一次想象過我們的分手。火車在世界末日般的鳴笛中緩緩移動，站在車門前，我們誰也沒看對方，但卻互相看得見。我能想象他的憂郁眼神。我不敢看他，當我再睜開眼睛時，火車開走了，他真的走了。我閉上眼睛，在黑色的世界里，我又嗅到了煙絲、皮夾克、茶的氣味。站臺上照樣在上演一出出離別的悲劇，人們又是哭又是喊，呼喚親人的名字，當人們失去的時候才知道其可貴。這是他和送行的朋友在莫斯科火車站。

他沒有再回來。到現在，我終于要承認，“酒”毀了我的人生，這也許就是一個俄羅斯人的宿命。太陽照常升起，我們卻不再能彼此相望，該如何是好呢？有一段時間，我每天早上出門，會習慣性地往米勒市場方向走去，走出一段路，才發覺身邊少一人，我突然想起那個吉普賽人的話，少的那人就是我來自中國的情人。他走之前，把所有錢都留給了我們，甚至連責備的話都沒。我和馬克西姆搬到鄉下，躲在閣樓里，努力撐過了那個漫長的冬天。

在這個悲情城市，走過從前和他漫步的涅瓦大街，那些黃昏，那么遙遠。我重新找了工作，過回從前的日子。我很想念他，他的好，他的貼心，他帶給我的中國故事…一年后，我去他朋友的飯店，打聽他的消息，聽說他在北京的雅寶路當翻譯，“也許，他還會回俄羅斯”，那個朋友最后說“只有這，才是他心之所系的地方”。這是當年他學俄語時的磁帶和錄音機。

《渴望》里唱著：人生一世多少夢隨風飄落，恍惚一去多少年留下了什么。我想起熱戀的巨大歡樂和失去它的劇痛。江海逃回國內那天，馬克西姆哭著說“媽媽，如果你不喝酒就好了，那這些都不會發生！”我馬上讓他發誓：一輩子絕不沾酒！22年過去，馬克西姆長大成人，他牢記我的教訓，滴酒不沾。這是2010年馬克西姆從軍校畢業回來在普希金城。我感恩知足，已無所求。回憶像船，我像它的錨。我把酒戒了，這是我唯一好的變化。

如今，網絡發達了，我們可以找到彼此。但沒必要了。我相信他已經有新生活。他應該忘了這個心碎的地方。可我們的故事原封不動地留在我心里，那些確切的東西：街道、電影院、咖啡館的名字。大時代下，小人物的悲喜不算什么，但是，在我心頭，那段經歷像鋼鐵一樣美麗和堅實，只要我走進記憶的小鋪，在對的架子上找到對的影片，就能讓自己隱沒其中。這是他留下的幻燈機，他曾沉迷于拍照，老是需要證明我們的存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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