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12月13日，南京陷落。此后長達六周的時間里，5萬多日軍脫下一切文明的外衣，獸性畢現，50多萬南京軍民則成為待宰的羔羊。槍聲不斷，硝煙四起，魔鬼在狂笑，30多萬人被屠殺，南京城淪為人間煉獄！
在南京大屠殺中，日本軍隊大規模、集體奸淫侮辱婦女的暴行更是難以用人類的語言來形容。兩萬多南京婦女慘遭蹂躪，受害者年齡小到12歲，大到60歲。在近代人類文明中，從沒有哪一支軍隊能夠如此喪心病狂、毫無廉恥，但日本人做到了。
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雕塑
1：《魏特琳日記》
魏特琳是一名美國人，時任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授，同時還是該大學中設立的國際安全區女難民營負責人。她是南京大屠殺的慘狀的見證者，曾不顧生命危險阻攔日軍，對難民營里一萬多名的女性和兒童進行了保護，被受到庇護的人稱為“活菩薩”。
在日軍對南京進行屠城時，魏特琳每日晚上都要守到12點鐘，提防每天日本兵日常過來抓捕女性。但有些日本兵對她同樣不客氣，用刺刀進行挑釁，用槍托做出狠砸的姿勢，日本兵給她兇狠的耳光......校園里經常能看到飛奔的魏特琳解救前來抓捕女性的身影。
魏特琳教授將日軍奸淫婦女的各種暴行寫進了日記，后來成為東京審判時作為南京大屠殺的證據——《魏特琳日記》。
“日軍屠城的第二天 (1937年12月17日星期五) :又有許多疲憊不堪、神情驚恐的婦女來了, 說她們過了一個恐怖之夜。日本兵不斷地光顧她們的家。從12歲的少女到60歲的老婦都被強奸。丈夫們被迫離開臥室, 懷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。”—《魏特琳日記》。
長達數月見證南京百姓遭受的非人的苦難和日軍的殘忍嗜血暴行，她每天都在遭受身體和精神的折磨和重壓，終于在1940年4月患上嚴重的抑郁癥，精神為之崩潰，被朋友送回國內。
在南京淪陷前，她曾立誓留下來，保護她的孩子——女學生和難民。等她回到美國，她陷入深深的自責和悔恨，她到底是一個善良的人。
“這也是我的使命，就像在危急之中，男人不應棄船而去，女人也不應該丟棄她們的孩子一樣。”
“為什么沒有在中國多留些時日，那樣就可以幫助更多的人。”
魏特琳墓碑
南京的經歷成了魏特琳無法躲開的夢魘，1941年5月14日，就在魏特琳離開中國一年后，她用煤氣自殺，時年55歲。
2：謝秀英回憶悲慘的啞女
謝秀英是土生土長的南京人，南京陷落時，19歲的她跟著家人四處躲藏，見證，了南京遭受的巨大苦難。
南京大屠殺紀念館
她一路逃亡，待過寺廟、鉆過山洞，在多個村子里來回躲藏。鬼子四處燒殺搶掠，砍頭、燒死、活埋、淹死......到處是日本的暴行，到處是同胞殘缺、隨意丟棄的尸體。
2005年，謝秀英回憶一個路上遇到的啞女的遭遇：
“我們逃亡到竇村時，躲在一家人的小樓上，看到鬼子來了，見雞撈雞，見狗打狗，見豬打豬，見人殺人，見到女人不管老少都要奸污凌辱，當天晚上我們就走了。在小茅山那里，山頂上有座廟，睡(死)了多少人啊。有當兵的，也有老百姓。山路上也有許多人睡在那里，都是老百姓。尚莊有個女啞巴，八個鬼子奸污欺負她，走路都不能走，然而這位可憐的啞巴，在遭到鬼子奸污凌辱后又用刀捅死，實在太可憐了！”
啞女無聲，四處逃難的同胞無心他顧、只能慌不擇路的奔逃，也許只能聽到鬼子猖狂的笑聲、刺刀刺穿身體那輕微的摩擦聲......
3：結語
侵華日軍士兵新井淳的《陣中日記》，有著目前發現的在“慰安婦”制度正式確立后日軍在南京開設慰安所時間的最早記錄。
侵華日軍士兵新井淳在1938年1月1日這一天的日記中寫道， “從今天起，開設了慰安所。每個人30分鐘，費用是下士官150錢(1.5日元)，士兵100錢(1日元)。相當的熱鬧，一直處于滿員狀態。”
據統計，在南京陷落到日本無條件投降的八年里，日本在南京成立了20余家慰安所，是戰時中國慰安所數量最多的城市。
在八年里，南京至少有八萬中國婦女淪為日軍蹂躪的受害者，死亡在此時是最輕松的解脫。
慰安所里的女性遭受輪番凌辱，折磨難以想象，懷孕、疾病、摧殘致死成為大多數人的結局，少數逃離者也往往患有終身不育等多種疾病。
東京審判中國大法官梅汝璈曾經竭力判處日本戰犯死刑，他的話仍言猶在耳：
“我不是復仇主義者，我無意于把日本軍國主義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。但是我相信，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。”
歷史仍在發出回響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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